贷款集中度、偏离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构建了贷款的行业集中度、贷款结构与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布偏离度、客户偏离度等指标。在兼顾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实证研究了偏离度、集中度等指标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银行业的贷款质量主要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影响,两方面的作用效果均是显著的,但由银行自身决策造成的内部影响大于外部影响。(2)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提升实体经济的财务状况,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3)商业银行的客户集中度过高可能会恶化其贷款质量,降低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助于提升银行的贷款质量;(4)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业偏离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5)商业银行根据其对行业发展前景预判对贷款行业配置及时调整,是保证企业贷款质量的必要前提。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本文末尾提出了若干建议供银行从业者参考。     

目标价格政策对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

运用GARCH族模型和VAR模型分别对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国内大豆期货日结算价格进行有效性和波动性的检验。研究发现,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和我国期现货价格基差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目标价格政策使大豆期货市场更加完善,表现在期货价格集群性减弱,期货市场的收益和风险呈正比,期货市场的非对称性消失;政策实施后大豆期货市场更加有效,表现在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联系更加紧密,期货价格能引导未来现货价格。未来要加强对中小投资的风险教育,规范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预防相应的金融风险。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以人工智能为例

本文在综述技术进步偏向和技能溢价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Acemoglu提出的"任务-技能"模型,讨论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技能溢价的决定因素,利用2006年-2016年中国人口和就业数据,从技术进步偏向角度,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我国技能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偏向于提高高等级技能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呈现显著的技能偏向。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将进一步提高高等级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而不利于中等等级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     

中英知识交流视域中的传统手工艺及其品牌塑造

传统手工艺是丰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中的品牌价值在今日是难以估量的。中英两国在千年发展中,都积累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元难题。面对这种难题,中英两国由于历史、体制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发展上出现了不同取向,但都同时出现了新的结构-功能转型:原有传统技术和产品成为当地新兴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了新的功能。     

加快我国智能流通发展的政策建议

进入21世纪后,物联网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我国流通领域,智能流通促进着中国传统流通业向现代流通业的转型与升级。提出了智能流通的科学概念,探讨了其新的发展;分析了智能流通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提出了加快我国智能流通发展的政策建议,如将智能流通上升至战略高度;加快智能流通体系建设;切实抓住发展机遇,避免掉入"中断期"陷阱;合理规划智能流通网络;重视智能流通理论研究,培育复合型贸易经济人才。     

从“东床快婿”探析门第婚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东床快婿"指东晋成帝时期郗鉴为女择王导从子王羲之为婿的故事。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郗鉴与王导联姻的原因很多。首先,郗王同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郗鉴曾拒绝与同乡庶族交友,更不会与庶族结亲。王导曾求与南方吴郡士族联姻被拒。在此背景下,郗王结亲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的强强联合。其次,王敦再叛,郗鉴率流民群南下,与明帝密谋平定了王敦之乱,随后晋升朝廷要位,与王导关系缓和,郗氏与王氏联姻有了可能。再次,成帝冲幼,王导、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辅政治,除郗鉴外,王导与其他五人关系紧张。最后,成帝时期,庾氏坐大,庾、王矛盾激化,庾亮、陶侃想要废黜王导,郗鉴从中阻拦,此时郗王结亲有利于平衡东晋政局。门第婚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维系了门阀士族阶层的稳定,又因其排外性削弱了这个阶层的力量。     

全面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的三重维度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应从三个层次理解：一是要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文明观强调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要明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包含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但又有新内涵和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美好的生态环境看作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三是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吸收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体现社会主义精神,但又有其独特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根据人口、环境和资源现实的国情考量;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     

农村权威:政治与行政关系视角的讨论——以X村为例

借助对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乡村治理形态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政治与行政不分的农村权威的具体形态。农村权威在基层治理中既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执行的行政性角色,又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利益关联的政治性角色。一方面,农村权威是各种"项目制"指令的末端实施者;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农村权威是集中体现了某种利益关联性,它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诱导与自下而上的要求和参与的交互作用的媒介和渠道。农村权威的行政性角色和政治性角色之间虽然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两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显。     

城市老年人休憩特征分析及对策——基于保定市滨河公园的调查

中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公园是城市老年人休憩的主要场所,其设计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城市老年人体闲生活的质量.滨河公园是保定市区面积最大的城市街心公因,也是保定市区老年人体闲游憩的主要场所之一.本研究以偶遇抽样方法对滨河公园体闲游憩老年人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休闲游憩行为,以及时滨河公园休闲游憩特征的重视度与满意度,并针对滨河公园未来设计与经营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对同类城市提供借鉴.